五月中旬,是大部分小学生冲刺小升初的黄金时间,在这里,却没有倒计时的日历,没有成堆的教辅、甚至没有朗朗背诵声。听到的却是吉他声、欢笑声和关于夜晚的讨论。
这是关于大山深处一位女校长办学的故事。毕业于北大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的肖诗坚,扎根在这里。她在摸索一个全新的乡村教育模式,在大山里打造一所样本学校。追随着她,我们从城市辗转到被山坳封闭的村小。
肖诗坚:孩子们每天早晨轮流做“每日劳作”,有时候是搭鸡舍,有时候是到田里拔草或者播种。种的菜是要卖给老师们吃的,我们还有一个手作坊,这些都是我们课程里“共同生活”的版块。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经营,让孩子们知道,他们的劳动是可以有所收获的。
这是远在贵州遵义正安县兴隆村的一所村小,这所仅有71个学生、16位老师的小学,是校长肖诗坚推行乡土人本教育的阵地。课表的主角不再是语文数学,孩子们以自然为师,稻田、大山都是他们的课堂。
肖诗坚:“我来自村庄,我就是农民的后代......”先回答“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”,好的教育其实都是灵魂的拷问,乡村教育也是如此。
摄制组的到访,正好赶上学校的研学周,研学也是乡土人本教育课程中的“行动与分享课”。师生走出教室,以乡土为教材,知行合一。研学过程中的食物,需要自己准备。孩子们从家里拿来大米、胡萝卜、腊肉,砍了竹子,竹筒饭的材料就一应俱全了。
肖诗坚:小时候一直想当记者,因为我父亲是名战地记者。他跟我说在枪林弹雨中,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地方去写稿子,我觉得挺了不起的。
高考那年,北大刚刚恢复社会学,我爸就跟我说你应该去学社会学。我们作为社会学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,有很多幸运的地方。袁方、费孝通以及年轻的老师,会拿着吉他边弹边唱,跟我们一起聊天,还带着我们从北京坐三天火车去云南。
肖诗坚:1984年去泸沽湖的时候,我遇到一个泸沽小学的王老师。他们学校跟我小时候上的学校有点像,有一个篮球架,两间小平房,很简单的一个教室里有一块黑板。跟他喝酒的时候我还跟他说,等我从北大毕业了我就来这儿支教,但后来一直没能实现这个承诺。
2010年秋天去香格里拉的时候,一家客栈的店小二是个义工。他带我去看了一个支教点,从县城开车到那里大概需要两个小时,一进去就感觉像是看到了泸沽湖以及我小时候上的那所学校,当时心情就比较复杂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45岁了,已经接受完大学教育,出过国,有工作,有房有车。可我在这里看到的,竟然还是我四十年前经历过的生活。我想这就是差距,这可能就是我转了一圈后,告诉我要做的事情。
35年前,肖诗坚是北大第一届社会学系的一名学生,在丹麦读完硕士后回国发展,一路做到跨国公司的大区CEO,2016年起,她带着团队来到贵州的贫困山区,寻找乡村教育的出路。
肖诗坚:中国现在大概有1.1亿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,而乡村孩子占了六千多万,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。而我们现在关心的,实际是城市里那些在高考中占比不到40%的孩子。乡村里的孩子,才是中国真正需要被关注到的后代。我给一批批老师做培训的时候,解决的几乎都是同样的问题。
田川:您看到了什么问题?
肖诗坚:问题不出在钱上,也不出在硬件上,我觉得我们要从教育本身去找出路。我看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,贫困山区里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和他自己的生命,自己的生活是脱节的。他们向往的,想做的,都是城市教育模式。
所以我在这边办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叫“学生画像”。我想培养的孩子是明白我是谁,我来自这个村儿,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,但我不因此而自卑。我们的教师是不是能够认识到要有更多师生的关系,不是指教师的尊严,而是懂得互相尊重。
肖诗坚:我们有个小孩儿之前经常要打人,因为他有被家暴的情况。这个孩子已经被打到对疼痛没有太多感觉了,所以打一下小朋友他会说“不痛啊”。你就要跟他谈他为什么被妈妈打,被打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的……,然后我说老师抱抱你,就是我作为老师要换一种方式对他。第一次抱他的时候,他身体是僵硬的,因为他没有被人抱过。一点一点调整,他现在改变可大了。其实有挺多这样的孩子的,在我看来,他们心里有个洞,因为缺少家的温暖,缺少爱,心理有缺失。
田川:现在学校里是16个老师教70个孩子?
肖诗坚:是的。我觉得村小是有这个条件的,县城里一个学校有几千人,不太可能这样做,而农村是可以有这么好的资源的。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学校,就是七八个老师对三个孩子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救村小,村小的资源还没有被挖掘利用。我想做的,第一让这间学校成为示范作用,第二,把我们这些特色课进行系统化的,规范的梳理,然后进行输出,让更多乡村教师也可以这样上课。
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坐落在村庄一隅,是一所由贵州特色古建构成的学校。学校周围绵延山脉,层层梯田。肖诗坚想让山里的孩子,在家门口接受拥有世界视野的最好的教育。
“
一只雾,一只脚,两只雾,两只脚,三只雾,玩游戏,四只雾,很开心,五只雾,白茫茫。地球的家在空中,蝴蝶的家在叶子里,我的家在爱里,我的家在闭眼中。
”
——《家》任锡富(2018年春二年级)
肖诗坚:孩子的想象力不是大人能教的。我有一句话叫以童为师,我觉得都不是说要去尊重他们,而是应该跟他们学习。想当一个好的老师,好的父母,要放低身段才行。
我的老大是个左撇子,我非常坚持让他用左手写字。但在常规教育体系下,老师都会让你用右手写字。他从学校回来也会跟我说,我不要用左手写字了,因为老师态度很差。去找老师沟通,老师说不行,中文字就要这样写。
我觉得孩子们的本性能否被尊重,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英国一所学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他们一个学期,从头到尾要做的就是准备一台话剧。
田川:那些基本课程都融入在话剧里了?
肖诗坚:是的,课程都是围绕话剧进行的。因为要准备话剧,所以就要学习怎么表达台词,怎么表演,绘画是什么……,舞台背景也是孩子们画的,最后站在舞台上完成这个话剧。你能感受到他的成长,他会变得很自信,期待舞台,很兴奋的拿着自己的作品跟你分享。
我认为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是想学习的,他们为了学习,为了成长,可以很无畏。你需要做的只是激发他,给他创造环境让他去表达,去表现,他们就是天才。
这是兴隆小学三到六年级的孩子们,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,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探索神秘和未知。
肖诗坚:其实农村孩子在他感知的世界里,创造力是超强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长板给巩固好,然后再补足一些短板。这个短板不是应试的补,而是在能力上的补。比如编程和语言环境的打造,掌握另一门和世界进行沟通的语言。打开他的世界,让他知道原来在如此之大的世界上,有如此之多的机会,我可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。
田川:好的一面是也许我会得到一个机会,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会产生落差,觉得自己永远都被困在这个小地方。
肖诗坚:我们一直在做的,就是想告诉他们农村没有什么不好。你们这里的山是美的,水是美的,你认识这么多植物,城市里的孩子还不认识呢。这都是你的强项,咱不用老跟着他们的游戏规则玩。所以我们教的孩子,从其他初中学校回来时会说“老师你知道吗,我们班就我一个农村的”,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点自卑。
田川:有身份认同感了。
肖诗坚:对,他会觉得其实我作为一个农村人,一个兴隆人,我是骄傲的。当这个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时候,他再走出去就是强大的了。
土豆和鸡蛋能一起吃吗?兔子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?学生们从生活中选取课题,查书、搜网络、写报告,最后进行全校答辩。
除了生命研究课,还有每周一次的公共议事,一人一票,共同决策学校的大事小事。
肖诗坚: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,每来一个人我们都会变得像亲人一样。每一个人员的流动,对留下的伙伴都是一个巨大的触动。我老觉得我的孩子们成长的好快。
我坐在校长室里,天天都能看到屋外的这些树。有意思的是,4年前它们都还很小,看到花坛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着急,觉得它们太稀疏了,每棵树都那么小,什么时候才能长满呢?于是我在中间又种了好多树,每年树长大一些,我就要往外移一棵树,现在已经移出去8棵树了。其实当年我看不出树在长,到第二年需要挪树的时候,我就看到它长大了。这就是时间和过程,你要静待花开,等到花开的那一刻,你看到了就会变得很欣喜,就是这样。
田字格公益创办12年推动乡村教育公平,兴隆实验学校探索5年乡土教育模式。他们从2020年秋开始,向20间乡村小学推广“乡土村小”项目,让20所村小的1800名孩子,近百名乡村教师受益,2021年还会扩展到50所。种田,识字,革新,也许有一天,离开大山,将不再是改变命运的代名词,乡村教育也会有另一种美好的可能。
肖诗坚和田字格的故事,
还在贵州大山深处继续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