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请问，丹麦的学校允许体罚学生吗？”——丹麦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访学日记（5）

 

 

　　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阴

 

　　今天给我们授课的是一位华侨，她叫郭斌。虽然她并非专业教育工作者，但因为生活在丹麦，对丹麦的教育包括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，所以她以《我眼中的丹麦》为主题，给我们分享了她在丹麦的生活感受。

 

　　郭女士曾经在位于中国的韩国现代集团、瑞典宜家等跨国公司工作过。她感受到了韩国公司、北欧公司的不同文化。比如，在现代集团，亚洲文化突出体现在“等级”方面。而到了北欧公司就发现大家都很平等，没有职务高低的明显差别。哪怕74岁世界首富——公司老板也没有一点显赫的做派，而很像一个普通的老人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，你会觉得谁都会被尊重，被信任。

 

　　郭女士来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孩子在国内读书，学习负担重，压力过大。她担心影响孩子健康，只好随丹麦丈夫回到了丹麦。现在，在丹麦的学校里，两个孩子都觉得很快乐。

 

　　她这样概括对丹麦的印象——每一个人都是大写的“人”。

 

　　我理解，她说的“大写的人”，指的就是被尊重。在这样的社会，人人自由但守规则，民众自我管理，每一个人都有多样的选择，家长轻松，孩子被信任，社会阶层分化弱，社会上的志愿者很多，大家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

 

　　在丹麦，工作是为了生活，一切都是为了幸福快乐。

 

　　郭斌女士分享结束后，她的小姑子（丈夫的妹妹）安娜继续给我们做分享。

 

　　安娜今年45岁。有一个15岁的女儿和一个13岁的儿子。她在政府的一个机构工作。这个机构专门帮助18以上有困难的青年人，为他们提供免费服务，并且还会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提供经济援助，让他们生存得好一些。丹麦的社会福利非常好，但安娜说国家为国民提供高福利也有两面性，造成了一些青年人有依赖性，不思进取的想法：混日子，反正18岁以前靠父母养，18岁以后靠国家养，就造成了丹麦社会也有一些流浪汉的现象。

 

　　安娜女士是一个普通的丹麦人，所以她的讲述朴素而真实。她说她没有准备讲什么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，她有针对性地回答。

 

　　我第一个举手提问：“我对丹麦充满敬意，它的文明，它的富裕，还有对人的尊重，等等，这其实是所有发达的文明国家具有的共性。好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想问的是，您认为丹麦社会有什么不足？提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得知丹麦有着很高的抑郁症患者比例，我就想，既然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那么高，为什么还有那么人患抑郁症？这是不是反映出丹麦社会也有一些问题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女士答道：“我认为，有可能是什么都太容易了，反而让一些人失去了自我奋斗的意愿。因为社会给你的福利太多，不必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就可以获得一切，这样自我实现的东西弱化了。找不到自己的敌人，就像一个人摔倒了，不用自己站起来，总会有人会帮他。因为丹麦人有很多的选择性，反而会有依赖性，凡事都寻求别人的帮助，而不是靠自己去做，这样就完全没有了作为一个人自我实现的成功体验。丹麦社会也在反思，一切困难都会有人帮，一切都变得很容易，这可能也是个问题。丹麦的抑郁症患者增多，也许这是一个原因。‘最幸福’成了丹麦的标签，人们都说我最幸福，那么我不快乐我就想不通，于是便郁闷。丹麦画了一幅很美的社会画面给全世界看，却忘了内部的问题。还有，宗教意识的弱化也是原因。现在更加世俗化，许多人心灵没有归宿，自然感到空虚。所以有时候太容易，选择太多，反而缺乏内在力量和价值。”

 

 

 

　　张燕教授问：“抑郁症与气候和地理环境有没有关系?”我理解张老师的疑问，因为我也想过，丹麦常年缺少阳光，会不会给人的心灵带去阴影？

 

　　但安娜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我认为不是。丹麦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不是今天才有的，过去一直是这样，但为什么以前的人很少患抑郁症？所谓地理的原因，这是有些人给自己找的外在的‘理由’，是借口。不应该把一切都推给环境，我认为还是应该找找人自身的原因。”

 

　　钟庆老师问：“为什么丹麦有那么多人乐于奉献，有许多人还没有退休就去做各种志愿者工作，那是因为什么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丹麦人都认为助人为乐会让你的形象更美，会更受人尊敬。在一个团体里，为别人做事，自我满足感更强。也有很多丹麦人在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后，想要回馈社会。至少80%的丹麦人都参与过或者正在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。”

 

　　这些观念在许多中国人那里，显然是匪夷所思的。我们一个英雄一个英雄地宣传，开展那么多的学习热潮，每年还评选“感动”“最美”之类的人物，但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冷漠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。相反，在许多发达的文明国家里，利他变成了一件很普通很自然的事。去年春节我和家人在韩国旅游，从网上约了志愿者导游。先后有两位导游在春节期间陪着我们游览，并且很耐心地讲解。除夕那天，我们对男导游表示感谢和歉意，他却说，没有关系，我陪你们游玩，就免去了除夕在家里要干的许多活儿。而这些导游完全是免费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收一分钱，完全是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尽义务。女儿曾经问过一位导游，为什么愿意做这样的事？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我已经得到很多很多，应该回馈给社会，为别人服务。”说得非常自然。

 

　　薛丹问：“丹麦的犯罪率如何？对于犯人如何体现出平等与被尊重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我没有研究过，但我觉得不会高。我们国家的犯人待遇很好，许多监狱的如同三星级宾馆一般，只是少了一点自由，比如不可以随便喝酒。我们还有一些‘开放的监狱’。好多犯人都在家里服刑，只是他是被监控的。”

 

　　孙青问：“我从媒体上听说过这样的事，说许多丹麦人担心监狱里的犯人孤独，于是便买来手机，充好话费，扔进监狱给犯人，让他们方便沟通，减少孤独。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丹麦有两个不开放的监狱，一个在哥本哈根，管理比较轻的罪犯；另一个在岛上，那里的犯人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。你说的这件事，以前好像是有过，但属于个别现象，并不普遍。顺便告诉大家，在丹麦是没有死刑的，最高的刑法是16年。”

 

　　薛丹又问：“我们那天参观幼儿园，感觉孩子们在幼儿园都很自由。在家里，对于孩子有没有规则，比如不按时吃饭，该怎么办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团队。既然是一个团队，就有团队的目标，以及合作规则，否则家庭运转会出问题。这个规则肯定是父母来订，不可能由孩子订。什么时候吃饭，是大人说了算，说六点吃饭就六点吃饭，过了点就没饭吃了。”

 

　　李梦洁问：“幼儿园给孩子比较宽容，家庭里却强调规则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幼儿园表面看是完全自由，其实也有很多规则。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庭里或是在社会上，其实我们都有许多的规则，丹麦人很守规则，懂得尊重别人，还要为别人着想，因为每个人都是重要的。”

 

 

 

　　王艺蓉问：“丹麦人怎么看待孩子的青春期问题的？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对青春期的孩子，大人要退一步，站在孩子的立场想想。父母想想，自己应该怎么行使权利？不要特别在意孩子的表情，要接纳孩子的一些情绪化和偏激，这是他这个年龄正常的情况。当然也不代表没有原则，如果孩子在行为上过分，也不可能的。但要给孩子空间，尊重他们。”

 

　　王艺蓉继续问：“丹麦有‘早恋’这个概念吗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丹麦没有‘早恋’这个词，孩子在小学期间就学习了性知识，学生谈对象是一个常见的事情。丹麦很自由开放，和性有关的信息到处都可以看到，就见惯不怪了。性问题在丹麦只是一个类似于穿衣吃饭的日常生活问题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身体负责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人对别人的感受和感情是很自然的，我们从来不认为谁对谁有感情了，就是问题。所以，早恋不是问题，是一种人生的自然体验。”

 

　　郭纯洁问：“您所工作的这个帮助年轻人的政府机构叫什么？经费是政府提供的吗？占政府总投入的百分比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这是地方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，叫‘教育和就业指导办公室’，经费来自政府拨款，源于税收。占比不好说，计算比较复杂。”

 

　　李梦洁问：“这个机构帮助对象肯定是18岁以上的人吗？这样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同龄人中占多少百分比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18-30岁的人。这样的人估计有10%。”

 

　　李梦洁又问：“这些人所有困难都帮助吗？”

 

　　安娜笑了：“不是，比如失恋我们就不管。我们主要是帮助他找工作，以免他因为生活无助而走上犯罪道路，或变成病人，比如患上抑郁症。我们可以主动去帮助这样的人，也可能是他的老师、朋友、父母等人打电话给我们这个机构，让我们去关心这个人。还有许多志愿者，他们去酒吧等一些地方做调查，如果发现有人有问题有困难也会给这个机构打电话，说哪里的谁谁需要帮助了。”

 

　　马乐问：“除了幼儿园和学校之外，社会上还有哪些教育资源可以提供给孩子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有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呀！”

 

　　马乐追问：“这些俱乐部都是免费的吗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付费很少。”

 

　　郭斌女士补充了一个例子：“我儿子去一个足球俱乐部踢足球，半年交费700元。这对丹麦的普通家庭来说，没有一点经济压力，还有许多志愿者来指导孩子们踢球。”

 

　　马乐继续问：“孩子在校外学习实践活动的比例占多少？”

 

　　安娜首先说：“在丹麦，学生天天都有户外活动，哪怕天气不好。因为在丹麦的家长看来，天气不是问题，只是你穿着有问题，所以，孩子们会穿上风雨服去雨地里运动。”

 

　　和徊良问：“这里的小学体育有哪些课程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游泳、手球、足球、篮球、体操……不同的学校也不一样，没有同一标准。”

 

　　和徊良又问：“请问，丹麦的学校允许体罚学生吗？”

 

　　安娜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不允许。”

 

　　郭斌女士插话：“我来丹麦时，签订了在丹麦生活必须遵守的一份合同书，上面有很多项目，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不能打孩子，我必须在这合同上签字。在丹麦打孩子是违法的，包括家长。老师哪怕使劲拽一下孩子的胳膊，都是可以被开除的。”

 

　　我们无比惊讶，有老师忍不住问：“拽一下学生，怎么被别人知道呢？”

 

　　郭斌说：“前后左右那么多人怎么看不到？无论同学还是老师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违法的。”

 

　　安娜很干脆地说：“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！”

 

　　秦晓燕问：“听说丹麦大部分师范学校是私立的，那这如何保障优质的师范教育质量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不，大部分都是公立的。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是有国家编制的。嗯，就相当于中国的公办教师。”

 

　　张银霞问：“丹麦有没有校外各种培训机构？”

 

　　安娜说：“有啊！有很多这样的机构，就看孩子喜欢什么了，比如音乐，美术、表演等等，家长们只需要交很少的钱，孩子们就可以去这样的机构学习。政府对这些兴趣培训机构都有补贴的。”

 

　　我意识到，安娜说的是各种俱乐部，而张老师问的“校外各种培训机构”是指类似于中国的“学而思”那样的学科辅导补习机构，或各种奥数班。

 

　　于是我直接问：“有没有科学补习性质的机构？”

 

　　安娜回答：“也有。如果少数孩子有某方面的天赋，学校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，也可以在外面学习。那些机构是私立的，也有国家补助。总之，孩子的选择性很多。不过去之前，家长一定要问孩子是不是需要？是不是愿意？一定要尊重孩子。让孩子做他喜欢的事。”

 

　　说了半天，还是和中国不一样。虽然丹麦也有辅导机构，但第一，不是所有孩子都去（为了升学加分）；第二，去与不去，是孩子的意愿，而非家长的意愿。

 

　　无论生活在丹麦的中国人郭斌女士，还是丹麦“土著人”安娜女士，因为她俩都不是专业的教育者，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所以他们眼中的丹麦教育更真实。

 

 

 

　　下午，学院组织我们参加绘画、珠宝制作等手工课程，我参加的是珠宝制作。在一位老师傅的指导下，我穿上工作服，系上围裙，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块石头在打磨机前打磨抛光，这是我生平亲手制作的第一块——其实，极有可能也是最后一块——“珠宝”。